古典音乐爱好者。一个微不足道的西音圈搬运工和…业余英译中译者,一个主考据的学术二道贩子。我非常喜欢苏联的古典音乐家,尤其是普罗科菲耶夫——但我不是精苏。
以上。其余详见我置顶。

【转载】诺伯特·布格缪勒与罗伯特·舒曼

本文原译者为我的一个朋友,经过他的同意,我决定把这篇转载到LOFTER。他没有LOFTER号,B站ID为“阿托7”。

作者:埃里克·弗雷德里克·詹森(Eric Frederick Jensen)

 出处:Norbert Burgmüller and Robert Schumann. The Musical Quarterly, Volume 74, Issue 4, 1990, Pages 550–565 译文:阿托7  


距离诺伯特·布格缪勒(Norbert Burgmüller)去世已经过去了150多年。布格缪勒是当时最有前途、也最为神秘的作曲家之一,作品在生前基本不被重视。随着他的离奇死亡,布格穆勒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逐渐获得一定认可。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多数重要的音乐评论家都已评价过他的作品。在《音乐家传记大全》(Biographie universelle des musiciens)中,从传言中布格缪勒的独特生活方式出发,比利时著名音乐史学家弗朗索瓦·约瑟夫·费蒂斯(François-Joseph Fétis)对他评价道:“古怪,反对一切社会习俗和各种束缚,蔑视前辈大师的杰出作品……他的《第一交响曲》(c小调,Op.2)于1838年在莱比锡首演;听它的人们多半只是觉得它十分奇特,而并不多么认可这部作品。”【1】

费蒂斯的德国同行、《综合音乐报》的保守乐评家芬克(Gottfried Wilhelm Fink),对布格缪勒的态度更为矛盾。从表面上看,芬克似乎支持布格缪勒,称其《钢琴奏鸣曲》(Op.8)为“杰出”作品,认为其过早离世是音乐界的一大损失。【2】然而,芬克的赞美之辞中似乎还是有些顾虑和保留:他对布格缪勒作品的描述经常十分笼统、平和。更重要的是,他没有深入概括其音乐风格。此外,芬克还试图以贝多芬、韦伯和施波尔的作品为例,说明其音乐的新颖性;然而这些例证都是错误的,而且相当牵强。

在音乐评论家中,只有罗伯特·舒曼认识到了布格缪勒的特质(正如他也同样首先发现了肖邦的独特天赋),并且支持他的作品。对于舒曼来说,布格缪勒的《第一交响曲》并不像费蒂斯描述的那样“奇特”,而是“近代最重要、最伟大的交响曲之一”。【3】舒曼毫无保留地支持布格缪勒;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布格缪勒作品的评判并没有受到后者独特个性的影响——舒曼并不喜欢布格缪勒性格的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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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由十九世纪德国作曲家诺伯特·布格缪勒的同代人
雅各布·贝克尔(Jakob Becker)创作的石版画。藏于杜塞尔多夫城市历史博物馆。

从表面上看,布格缪勒的生活经历完美体现了这位浪漫主义作曲家的特质——孤独而紧张,被不少同代人误解。与舒曼一样,布格缪勒也生于1810年。虽然他在杜塞尔多夫长大,但却并未从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环境中受益。【4】他的父亲约翰·奥古斯特(Johann August)是一位著名音乐家,颇有才能。他延续了十八世纪的乐长传统,在一些地方(美因茨、科隆和魏玛)担任乐队指挥,然后于1803年在杜塞尔多夫定居。1821年,他被任命为该市的音乐总监。约翰·奥古斯特非常风趣、幽默,特别喜欢美食、享受好时光。他与杜塞尔多夫的贵族安妮·冯·赞特(Anne Therese Friederike von Zandt)结婚,这令当地居民大为震惊——他儿子25年后的行为也有类似效果。安妮曾是布格缪勒的学生,但她的父母感觉二人已经超越了师生关系。为了冷却事态,安妮被送到了附近的一个修道院。然而,此举对布格缪勒并没有多大影响——他相当英勇地把她从修道院里劫了出来。

不幸的是,安妮和约翰的婚姻生活并不顺利。身为人父的布格缪勒似乎过得太无忧无虑,显得有些不负责任。他的工作——包括为著名女高音安吉丽卡·卡塔拉尼(Angelica Catalani)担任伴奏——使得他经常不在家。同时,妻子安妮也还年轻,并不习惯承担家庭责任,因此被繁重的家务压得喘不过气来。诺伯特和两个哥哥的生活极度随意,几乎没受到过任何约束。他们对音乐之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甚至连音乐学习也不定期。不过据诺伯特后来回忆,他们学习了钢琴和小提琴,而且学得十分扎实。

1824年8月约翰去世后,家庭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如果不是因为热爱音乐的本地贵族内塞尔罗德(Grafen Franz von Nesselrode-Ehreshaven)支持他们,这个家庭就很可能会不堪重负。父亲去世之前,诺伯特便已经决定从事音乐事业(他10岁就开始作曲),内塞尔罗德也给了他全力支持。1825年初,在内塞尔罗德的资助下,布格缪勒离开杜塞尔多夫前往卡塞尔,跟随德国最著名的两位音乐家路易斯·施波尔(Louis Spohr)和莫里茨·豪普特曼(Moritz Hauptmann)学习。

遗憾的是,我们对布格缪勒在卡塞尔的活动知之甚少。他在那里一直待到1830年秋天——这是他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他偶尔演出、指挥合唱团,并向施波尔和豪普特曼学习小提琴和作曲。在布格缪勒的短暂一生中,他最重要的人生大事也发生在卡塞尔。到达卡塞尔后不久,他就爱上了大他六岁的歌剧歌手苏菲·罗兰(Sophie Roland)。他们于1829年订婚,但一年后,她就因不明原因解除了婚约,离开卡塞尔前往亚琛,并打算在巴黎发展。布格缪勒悲痛欲绝。【5】根据当时的记录,受此打击之后,他试图借酒消愁,因此失去了施波尔的支持(施波尔此前一直支持他的事业)。布格缪勒为人熟知的那种放荡不羁、反抗一切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回到杜塞尔多夫后,布格缪勒成了私人教师(包括作曲和声乐),还是一个业余合奏团的指挥。但对他而言,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没什么挑战性。1834年,门德尔松担任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自从约翰·奥古斯特去世后,该职位便一直空缺。门德尔松到任之后,布格缪勒的平淡处境才有了巨大改善。【6】对于门德尔松的到来,诺伯特的反应发人深省。此时二人都是二十岁出头,而门德尔松却已经轻而易举地拿到了这个布格缪勒很感兴趣的职位。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成了好友。布格缪勒很快就认识到了门德尔松的天赋;反过来,门德尔松也开始欣赏他,尤其是在他弹了一遍布格缪勒的Op.1之后——门德尔松在1834年5月演奏了这首升f小调钢琴协奏曲。最重要的是,尽管门德尔松一贯少言寡语,但布格缪勒还是把他当作一位宝贵的同事,能激励自己进行创作。

据一位密友的描述,当时的布格缪勒“身材高大……总是穿得非常朴素”。【7】他从不矫揉造作,但经常看起来很是忧郁、阴沉。但布格缪勒也有另一面:酗酒成性、生活放荡不羁,这使他成了杜塞尔多夫的热点话题。在所有记录中,布格缪勒几乎都与19世纪最重要的戏剧家之一格拉贝(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联系在一起。

格拉贝比布格缪勒大九岁。在作家、律师和杜塞尔多夫剧院时任院长卡尔·伊默曼(Karl Immermann)的邀请下,格拉贝来到了杜塞尔多夫。在此之前,格拉布的生活坎坷不断:他的婚姻破裂不久,还辞去了为他带来大部分收入的工作——省城德特莫尔德的稽查员。更糟糕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越来越难以获得人们的认可。

对于格拉贝来说,布格缪勒正是他迫切需要的密友和知己。在伊默尔曼看来,布格缪勒参与到格拉贝的生活之中,是“刺破阴霾的一缕阳光”。【8】门德尔松1835年前往莱比锡之后,二人更是经常待在一起。他们定期在“龙岩”酒馆聚会已经在坊间人尽皆知。但格拉贝和布格缪勒远不止是酒肉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理想。他们的作品不受人认可,无疑也是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

作为同道中人,他们自然会有合作的意向。1835年5月,格拉贝为布格缪勒创作了一部歌剧剧本《希德》(Der Cid)。这是一部喜剧,谐谑地戏仿了各类歌剧:梅耶贝尔的大歌剧、歌唱剧(Singspiel)和意大利歌剧。《希德》看起来玩世不恭、荒诞不经,满是嘲讽和意外转折:梅耶贝尔本人被写成了其中的一个角色;一首咏叹调里相当突兀地提到了康德哲学;甚至连身为曲作者的布格缪勒也被多次叫到台上,接受剧中角色的抱怨。现实被连根拔起、不复存在。正如格拉贝自己所说,这部作品是在刻意抨击歌剧中的愚蠢惯例。【9】

遗憾的是,布格缪勒没能为这份剧本谱曲。他对歌剧并不陌生,也曾尝试过歌剧创作,但由于文本不佳而被迫放弃(一部“浪漫英雄歌剧”《叙拉古僭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Dionys, Tyrann von Syrakus,1828?-1834])。但格拉贝认为,《希德》的剧本只是写给布格缪勒的一则笑话,他可能根本没想过要给它谱曲。此外,由于《希德》冷嘲热讽了太多当时仍然在世的作曲家和评论家,也不会有哪家剧院可能上演它。

与此同时,布格缪勒开始更频繁地与内塞尔罗德夫妇相处。在他们家,他遇到了内塞尔罗德家的家庭教师——年轻的法国女子约瑟芬·科琳(Josephine Collin),二人很快坠入爱河。他们的恋爱过程一定非常率真,因为两人都不熟悉对方的语言。他们于1834年夏天订婚;随后,布格缪勒便开始认真学习法语。同时,他也开始考虑在巴黎定居:巴黎显然比杜塞尔多夫更能为作曲家提供发展机遇。此外,他的哥哥弗里德里希作为教师、练习曲和沙龙音乐作者,当时已经在巴黎小有名气,这也促使他考虑前往巴黎。

1836年4月下旬,布格缪勒已经下定决心搬去巴黎。临行前,他希望先去亚琛待几天,在那里的浴场恢复一下自己的活力。一场告别音乐会在杜塞尔多夫举行,演出他自己的作品(包括《钢琴协奏曲》和最近创作的《第二交响曲》的前两个乐章),在当时反响热烈。但在5月7日,浴场中的布格缪勒据传癫痫发作(九年前首次出现癫痫症状),还没等到救援到达就已经溺亡了。

后来,有报道称布格缪勒是死于自杀——考虑到关于其活动的诸多传言,这种说法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可能有些道理。在去世当天,有人看到布格缪勒心事重重,异常忧郁。巧合的是,他在卡塞尔爱上的那位歌手苏菲·罗兰于1830年由于未知原因(可能是难产)去世,恰好也被葬在亚琛。有传言说,也许前去拜访她的墓地重新唤起了布格缪勒的爱,使他再次绝望。

听闻死讯,想到他正打算在巴黎开始新的生活,布格缪勒的密友们深感震惊。获悉消息的格拉贝悲痛欲绝;毫无疑问,布格缪勒的死与他自己四个月后离世不无关系。门德尔松则专门为布格缪勒的葬礼创作了一部作品,以此纪念:《葬礼进行曲》(Trauer-Marsch,Op.103)。

讽刺的是,在布格缪勒死后,人们才开始逐渐关注他的音乐——不是因为看到了作品的优点,而只是出于对作者古怪性格的好奇。关于其人其作,报纸上开始流传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然而,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回避了这些传言,而是只关注布格缪勒的音乐。他写道,音乐家有责任“向死者表达我们已无法向生者表达的敬意”。【10】两年间,《新音乐杂志》刊登了四篇介绍布格缪勒的文章,其中两篇载于1838年:一篇评论并称赞了近期于莱比锡上演的《第一交响曲》,另一篇是伊默尔曼对布格缪勒回忆录的节选。1840年,舒曼又发文支持了布格缪勒的歌曲集(Op.10),认为相比于同时代的其它作品,布格缪勒的歌曲具有独特的价值。

但《新音乐杂志》中有关布格缪勒最重要的内容,还是舒曼1839年8月30日所登的文章。这是一篇令人难忘的音乐评论;文中,舒曼详细讨论了布格缪勒的作品,试图深入探究其风格的精神内核,还解释了许多听众认为怪异的地方。关于布格缪勒的《狂想曲》(Op.13),舒曼写道:“虽然只有六页,但却给我留下了初读歌德《魔王》时一样的印象。多么高妙的作品啊!仿佛一瞬间就构思完毕、转眼间就写了出来……《狂想曲》就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或幻象;当它消失之后,我们会一直环顾四周,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11】尽管舒曼的批评热情洋溢,但在赞美中依然显露出了他的鉴别力。例如,他在《钢琴奏鸣曲》中发现了许多优点,但也认为第一乐章带给人的期望值太高,没能在其它乐章中实现。

在舒曼看来,布格缪勒是一位出色的作曲家,绝非常人。但舒曼对布格缪勒的兴趣并不仅限于评论其作品。舒曼的一些同事也发现了他对布格缪勒的超常兴趣。舒曼的朋友斯蒂芬·海勒(Stephen Heller)甚至写信告诉舒曼,他曾在1830年见过布格缪勒一次:“当时[海勒只有15岁],我无法理解布格缪勒的那种幽默,现在我一定理解得更深。”【12】事实上,布格缪勒非同寻常的幽默感也是他音乐的一个重要特点,通常表现为意外的和声进行,或是奇特的节奏——这也是舒曼1840年之前不少作品的特点。

此外,布格缪勒生活的某些方面也引起了舒曼的兴趣,尤其是布格缪勒与格拉贝的关系。格拉贝是同代人中最有个人特色的作家之一。据我们所知,舒曼直到1846年都还在阅读格拉贝的作品。【13】但舒曼第一次接触格拉贝的戏剧是在1828年,当时他读到了格拉贝出版的首部作品《西奥多·冯·戈特兰》(Theodor von Gothland,1827)。与格拉布的多数戏剧一样,这是一部很不寻常的作品,到处是意想不到的转折、怪异的幽默和极端的情绪。舒曼这样描述这部作品:“没有中心……格拉贝全然不顾对和谐的要求。他的整个作品就是一团无法消解的不和谐……也是一出无与伦比的悲剧。它常会让我想起海涅《诗歌集》中的那种怪异特质、那种强烈的讽刺、那种巨大的绝望……”【14】

在舒曼眼里,与格拉贝的关系使得布格缪勒与众不同。 当然,舒曼对几乎所有文学作品都兴趣浓厚,但尤其喜欢让·保罗或霍夫曼这样特别的作家。也许舒曼认为,布格缪勒的品味与他类似。无论如何,舒曼至少认为布格缪勒非常看重文学。在他的评论中,舒曼特别褒奖了布格缪勒的歌曲:无论是歌词的选择,还是音乐对诗歌的渲染,布格缪勒的歌曲都非常优秀。舒曼发现,布格缪勒也是一位诗人——在他的二十二首抒情诗中,有三首是他自己作词。

舒曼对布格缪勒的支持绝不只停留在称赞其作品。1839年12月8日,他写信给未婚妻克拉拉:“穆勒博士给我寄来了一篇关于布格缪勒的长文,看起来很不错。我打算去柏林,和他亲自谈谈布格缪勒。”【15】舒曼所指的文章,其实是布格缪勒生前好友穆勒(Wolfgang Muller von Konigswinter)的一系列回忆录。1840年1月1日至2月7日,舒曼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了这些文章,这仍是我们了解布格缪勒的重要资料。【16】它们的篇幅很值得注意:舒曼很少用如此篇幅来介绍一位作曲家,尤其是这样一位多数人都认为其成就不值一提的作曲家。发表穆勒的文章,也是为了反驳各路报纸上的那些关于布格缪勒的流言。

1840年之后,舒曼现已公开的书信、日记和评论中,都没有再提到过布格缪勒。直到1851年12月1日,舒曼的“家庭账册”(Haushaltbücher)中出现了一条奇怪的记录:“开始着手布格缪勒的交响曲”;此外在12月2日:“完成了布格缪勒的谐谑曲”。【17】这里,舒曼指的是布格缪勒的遗作《第二交响曲》。虽然在今天几乎不为人知,但它却是当时最重要的管弦乐作品之一。这部作品规模宏大;与布格缪勒的许多作品一样,它也展现出了一种特别的动力。由于该作与舒曼关系密切,这部交响曲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乐章(快板)完成于1836年2月,即布格缪勒去世前几个月。一开场,作者陈述了一个戏剧性的主题,并在整个乐章中反复出现(例1)。总的来说,布格缪勒格外侧重以动机发展音乐,第二交响曲尤其如此——它的主题材料在不断扩展。在呈示部的靠后部分,一个对比主题首次出现,扩充了开始时的主题(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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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布格缪勒,《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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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布格缪勒,《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

第二乐章(行板)显得十分简洁明了:双簧管首先奏出一个深情而悲伤的主题,这是布格缪勒抒情性的典型体现(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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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布格缪勒,《第二交响曲》,第二乐章

在布格缪勒意外离世前,他正在为第三乐章(谐谑曲)配器。根据当时的报道,布格缪勒并没有开始第四乐章(终曲)的创作,但不是因为没有时间。他承认,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想要的效果。我们知道,布格缪勒在创作时基本不打草稿——他的手稿通常足够工整,完全可以直接当成印刷品——但他需要酝酿很久。毫无疑问,在布格缪勒的构思中,末乐章应该是全曲的高潮和总结,但他不确定如何实现这一构想:这是浪漫主义者典型的两难处境。【18】

1851年12月,舒曼开始着手续写布格缪勒的交响曲。此时,他担任杜塞尔多夫音乐总监已满十五个月。也许,布格缪勒与杜塞尔多夫的联系重新唤起了舒曼对他的兴趣;也许,布格缪勒的朋友或家人找到了他,希望他完成布格缪勒的最后一部作品,以便上演。无论到底是什么促使舒曼作此决定,续写这一举动对于舒曼来说都绝对非同寻常。

布格缪勒的母亲给了舒曼谐谑曲中三重奏部分的初稿。很快,舒曼就完成了这一部分的配器。然而,他却不愿续写终曲。他说,如果他真的坐下来续写,就会感觉“诺伯特·布格缪勒站在[我]身后,夺走了[我]手中的笔”。【19】这部交响曲于19世纪60年代由基斯特纳(Friedrich Kistner)作为布格缪勒遗作集的一部分出版,其中详细标注了舒曼对第三乐章的补充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舒曼补全的配器明显延续了布格缪勒的一贯风格。

补全布格缪勒的配器十天之后,舒曼开始修改自己的《第二交响曲》(作为《第四交响曲》出版,Op.120)。众所周知,在杜塞尔多夫居住的余下几年中,舒曼的生活并不顺利,满是压力和失望,创作的作品数量远低于往常水平。舒曼忧郁的情绪在1854年2月27日达到了顶峰:这一天他终于精神崩溃,企图自杀。此后不久,舒曼就自愿进入了恩德尼希的一家精神病院。

早在试图自杀之前的2月10日开始,舒曼就开始遭受幻听的症状。根据他的描述,那有时是地狱之声,有时又是“绝美的音乐”。【20】2月17日晚,在入睡后不久,舒曼“从床上起来,写下了一段旋律,说那是天使唱给他的;写完后又躺下,整夜紧紧盯着天上,确信天使就在他身边飞翔,唱着最美妙的音乐……”【21】

2月17日的这段旋律对舒曼意义非凡。后来,他以其为主题,创作了《钢琴主题变奏曲》。1854年9月14日,他在给克拉拉的信中说:“你还记得,我曾经在夜里听到过一个降E调的旋律,还根据它写了变奏曲吗?你能把那段旋律寄给我吗?”【22】

这首《主题变奏曲》直到1939年才完整出版(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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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舒曼,《主题变奏曲》

人们还注意到,这个主题与写于1853年9月下旬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中的主题非常相似(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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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舒曼,《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主题

这个让舒曼念念不忘的主题,与布格穆勒《第二交响曲》开头的动机很是类似(见例1)。住在杜塞尔多夫的最后几个月中,舒曼的精神极度错乱。在这种状态下,布格缪勒的主题似乎幻化成了天使的音乐,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

舒曼对布格缪勒的兴趣浓厚而持久。他在1839年写道:“在弗朗茨·舒伯特英年早逝之后,再没有比布格缪勒的离世更令人痛苦的了。命运非但没有消灭那成群的平庸之徒,反而亲自带走了我们之中的绝顶人才。”【23】舒曼的用语非常审慎——在与他同代的音乐家中,他真正推崇的只有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为了能让大众认识布格缪勒的音乐,舒曼付出了大量努力。我们希望,舒曼的这些努力能让我们对这位十九世纪最具天赋和魅力的作曲家之一给出全新的评价。


注释

1. F.-J. Fétis, Biographie universeille des musiciens. 2nd edition (Paris: Firmin-Didot, 1860-65), s.v. “Norbert Burgmuller.”

2. 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 24 (1839), p. 457.

3. Robert Schumann, Gasammelte Schriften über Musik und Musiker, 2 vols., ed. Martin Kreisig (Leipzig: Breitkopf & Härtel, 1914), 1:373.

4. H. Eckert的Norbert Burgmüller(Augsburg: Filser, 1932)这本布格缪勒的标准传记,内容并不可靠。德国的Klaus Tischendorf和Klaus Kopitz正准备出版对其生平和音乐的全新研究。我想感谢 Tischendorf 先生与我分享他的研究结果。

5. 1836年的布格缪勒仍对这段痛苦经历刻骨铭心,见他在3月5日所写的信,载于Wolfgang Müller von Königswinter, “Erinnerungen an Norbert Burgmüller,” Neue Zeitschrift für Musik 12 (1840), Jan. 31, p. 38.

6. Cecelia Hopkins Porter, “The Reign of the Dilettanti: Düsseldorf from Mendelssohn to Schumann,” The Musical Quarterly, 73:4 (1989), pp. 476-512.

7. Königswinter, p. 3.

8. Quoted in Alfred Bergmann, Grabbe in Berichten seiner Zeitgenossen (Stuttgart J. B. Metzlersche, 1968), p. 159.

9. See Grabbe’s letters of late May 1835 in C. D. Grabbe, Werke und Briefe, II (Ermdetten: Lechte, 1973), pp. 235, 237.

10. Schumann, Gesammelte Schriften 1:430.

11. Ibid. p. 431.

12. Letter of March 10, 1838, quoted in Stephen Heller, Lettres d’un musiaen romantique à Paris, ed. J.-J. Eigeldinger (Paris: Flammarion, 1981), p. 99.

13. Excerpt from Schumann’s diary, quoted in Wolfgang Boetticher, Robert Schumann: Einführung in Persöntichkeit und Werk (Berlin: Bernhard Hahnefeld, 1941), p. 327.

14. Ibid. (from Schumann’s Hottentottiana), p. 150.正如在写给朋友Gisbert Rosen的信中揭示的那样,舒曼对这部戏剧以及它的作者都很感兴趣。见Robert Schumanns Briefe: Neue Folge, ed. F. Gustavjansen (Leipzig: Breitkopf 8c Hartel, 1904), p. 14.

15. Robert Schumann in seinen Schriften und Briefen, ed. Wolfgang Boetticher (Berlin: Bernhard Hahnefeld, 1942), p. 304.

16. 虽然这些回忆录能使我们大致了解布格缪勒的性格,但学界似乎过分强调了其重要性。 Königswinter 比布格缪勒小六岁;二人成为朋友时,他还不到二十岁。他对布格缪勒的敬仰往往蒙蔽了他的客观认识。

17. Robert Schumann, Haushaltbücher, Teil II, 1847-1847 [sic], ed. Gerd Nauhaus (Leipzig: Deutscher Verlag für Musik, 1982), pp. 578-79.

18. 近期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第四乐章开头的近60个小节。这一发现引出了一个问题:布格缪勒实际完成了的内容是否可能不止现已发现的部分。(Klaus Zehnder-Tischendorf于1983年发现了长58小节的一段D大调快板手稿,并认为其是第二交响曲终曲的开头部分。——译者注)

19. As recounted by Justizrath Hertz of Dusseldorf, in Benno Vorwerk, “Norbert Burgmüller,”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Niederrheins 4 (1889), p. 177.

20. Schumann, Haushaltbücher 2:648.

21. Clara’s account quoted in Berthold Litzmann, Clara Schumann: Ein Künstlerlebcn, 3 vols. (Leipzig: Breitkopf & Härtel, 1907), 2:297.

22. Schumann, Briefe (ed. Jansen), p. 398.

23. Schumann, Gesammelte Schriften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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